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有所减缓，货币政策通过释放流动性、激励市场投资和增加市场需求，为经济恢复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但是，美联储连续上调利率收紧流动性，以应对通货膨胀；欧洲央行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75个基点，这是自2002年实体欧元货币面世以来最大幅度的加息。境内外货币政策的反方向调控，导致跨境资金逐渐向发达经济体流动。由于跨境资金存在投机性，诱发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波及到境内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自2021年9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缓解人民币汇率贬值下跨境资金外流的压力。因此，前瞻性研究跨境资金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研究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双支柱”协调搭配的模式未达成一致结论，关于“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研究，还未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本文基于金融开放背景和银行风险承担视角，从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的角度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理论模型，分析开放环境下“双支柱”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制和协调效果，并提出研究假说；其次，基于同花顺iFinD数据库、CEIC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上市公司年报数据，选取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再次，在面板基准模型中引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代理变量的交叉项，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不同风险承担水平银行对跨境资金流动下“双支柱”协调效应的异质性反应；最后，通过引入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变量，考察“双支柱”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周期的不同阶段是否存在非对称性效应。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将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D-L-M模型，分析开放环境下跨境资金流动对“双支柱”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制和协调效果，为“双支柱”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第二，立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将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评估对象延伸至银行风险层面，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银行对政策的敏感性差异；第三，以非对称效应为切入点，探究跨境资金流动的不同时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的显著差异，将协调配合与跨境资金动态变化相融合。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存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流入促进了银行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第二，存在“双支柱”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宽松型货币政策导致的银行风险承担过度扩张，跨境资金流入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分位数水平提高会强化“双支柱”政策间的协调效应。第三，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及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强，“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宏观审慎政策对宽松型货币政策带来银行风险承担上升的抑制作用更佳。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分析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第一，严格监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密切关注外部风险敞口。金融监管部门密切关注银行业对境外的负债规模变化，防止国内银行因跨境资金大量流入而盲目扩大信贷规模，放大外部冲击，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一旦监测到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水平超越风险阀值，及时启动央行最后贷款人救助机制。第二，健全“双支柱”政策调控框架，加强政策间的协调作用。在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制度特征、金融市场环境等方面，应调整协调政策的方向和力度，避免政策效果相互抵消。在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市场状况中，合理制定“双支柱”协调策略。第三，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周期性的金融风险，构建风险预警机制。金融监管部门构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机制，减少短期国际资金频繁流入和流出导致的风险积累，稳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同时，加强对金融体系风险的评估，优化资金流动管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