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分国家经济甚至因此重塑。而眼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部分经济体长期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了其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有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点，回顾与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影响，系统归纳总结危机带来的教训，对于防范化解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会上多位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曾工作在一线的学者专家汇聚，以史为鉴，回顾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危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并为应对当前东亚经济体面临的全球金融挑战提供了新思路。

　　1997年7月2日，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发生。不久，这场风暴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造成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大幅下跌；冲击亚洲各国外贸企业，造成亚洲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打破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状况。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出现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受这场危机影响，1998年，一些亚洲经济体经济急剧萎缩，泰国、菲律宾、印尼、韩国成为此次金融风暴波及最严重的国家。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回忆称，当时，中国内地尽管受到出口下降影响，但是中国政府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坚持货币不贬值，最终努力实现了1998年经济7.8%的正增长。

　　而对于这场危机的成因，当年参与制定和执行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重大措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从东南亚国家内部讲，各国主要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短期外债比例过高，经济发展速度超出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从外部原因分析，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是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国际主要货币带来的金融风险。1994年美国出现通货膨胀，为应对通货膨胀，美国从2月开始，12个月加息8次，累计加息300个基点。美元加息抑制了通货膨胀，带来美元升值，导致大量的美元从东南亚回流美国，打破了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偿债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看来，造成亚洲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东南亚各国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以出口导向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相互竞争日趋激烈；二是为追求高速增长，大量借入外债，宏观杠杆率处于高位，经济过热，特别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过热；三是金融市场脆弱，监管缺失，却过早开放国际收支资本账户，并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普遍高估，为国际“热钱”跨境炒作带来机会。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在研讨会上表示，他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现，经济金融危机其实是六种不同根源的危机：一是实体经济危机，主要是由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等引起；二是金融危机，当流动性发生逆转时，资金链断裂，形成金融危机；三是政策危机，包括危机前的宏观政策失误以及危机开始时应对政策的失误；四是外部攻击性导致的金融危机；五是外部资金变动引起的危机，大部分是因为美联储利率变化引起外部冲击；六是全球危机。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风险，站在新的历史时点上，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与此前相同的是美国正再一次进入历史性紧缩周期，同时主要由美国引发的金融风险正在不断扩大。与25年前相比较，当今的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逐步下降。而美国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却从当年的65.9％提升到128.8％以上。美国经济实力很难支撑原来美元的地位。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在承担更大的美元外汇储备投资风险和贬值风险。此外，美国政府金融失信风险正在蔓延。近年来，美国政府屡屡使用金融制裁的方式威胁他国。今年俄乌发生冲突后，美国政府实施了冻结俄罗斯国家外汇、没收俄商资产、将俄罗斯大批银行从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清除的种种政策。但事实上，这些行动缺乏法律根据，也大大伤害了国际金融界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任，破坏了全球国际金融运行规则，为全球金融增添了新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东亚经济体如何降低风险、避免重蹈覆辙？戴相龙建议，一是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以防范和化解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风险。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允许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成员间的流动性支出。同时，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促进欧元稳定。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二是保持美元币值稳定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权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及其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督促美国政府把国家负债率逐步降到70％以内，相当于25年前的水平；减少美国货币政策溢出的负面效应；尊重和维护SWIFT为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的独立自主管理权。三是加快我国现代金融建设，增强我国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抓紧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融资制度、现代金融监管制度，提高我国对囯际金融治理的地位和作用。四是继续推动“10+3”金融合作，建立区域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2000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财政部长在泰国签订《清迈协议》。戴相龙表示，根据这个协议，“10+3”对设立2500亿美元的互助性资金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共识。为巩固和发展“10+3”经贸合作关系，还应创造条件继续讨论《清迈协议》的落实，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区域性协防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多位专家学者频频提及东亚各国需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这一观点。朱光耀表示，《清迈协议》的签署，是“10+3”国家加强区域财金合作的里程碑式成果。“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我们更应进一步提高区域财金合作的水平和效率，特别是要提高《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可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在地理上是近邻，在经济上是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节点，“东盟+3”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在货币合作有四方面的进展，一是亚洲货币基金，二是《清迈协议》，三是亚洲债券市场建立，四是亚洲货币单位倡议。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东亚地区的繁荣，东亚国家应该看得更加长远，努力深化始于25年前的区域金融合作。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南迪则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为深化东亚合作创造了动力，但当时提出的一些关于亚洲区域金融架构的设想，至今还没有完成。他建议，在疫情挥之不去且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的当下，亚洲的抗灾能力以及危机准备能力必须纳入区域议程中。具体而言，他建议东盟和东亚国家必须建立东亚灾害管理基金。此外，俄乌冲突升级后，亚洲各国的协同复苏政策也至关重要。